周佛海周恩来多次劝说都没用，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究竟为何退党

用户投稿 2025年01月22日 12:02:45 319 0

周恩来多次劝说都没用，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究竟为何退党

文/ 韦春俭

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就在日本非正式退党了，不过未办退党手续而已。1924年9月，他在广州正式退党。那么周佛海为何退党？是为了逃避交纳每月70块大洋的党费吗？

周佛海入党动机不纯，既有革命动机，也含政治野心，这是其退党的思想根源。1919年，周佛海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中）读书的时候，正是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各国政治家大出风头，周对这些人非常羡慕，加上研究俄国革命史，他日夜怀着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从而建立革命政权的大领袖、大政治家的野心。

1920年暑假，周佛海回国探亲。因为湖南打仗，他逗留上海。一天，他去其经常投稿的《时事新报》报社拜访张东荪，张不在，接待周的是俞姓编辑，不巧又有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物来访，俞编辑替他们之间介绍，说周佛海是“做文章的”，这让他很不高兴。他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作“做文章的”，把他当作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觉到一种轻蔑。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留影

于是，他把参加革命政党当作实现自己野心的敲门砖，这年暑假，他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革命局（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当然他入党也因为他在日本接受并信仰了马列主义，想走俄国人的路，消灭军阀列强统一中国，救国救民。

日本政府的迫害和现实生活的压力，是他第一次非正式退党的原因。1921年暑假，东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周佛海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书记李达的100元路费和开会通知。在1921年7月23日—8月2日，他归国参加了著名的中共一大，并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委员长（副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他任代委员长（总书记），领导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等人进行党建和工运工作。

会议结束后，他革命积极性颇高，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作，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同时，共产国际准备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周佛海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没想到他的这些革命活动被日本警察盯上了。

11月初，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回到日本继续求学。当时日本政府并不禁止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但是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日本警方秘密监视着周佛海的一举一动，还通过学校对他施加压力，老师多次警告他，校方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

他一个来自湖南沅陵的农村穷孩子，靠寡母卖掉仅有的8亩土地换得70块大洋，和师友募捐的130块大洋，才凑齐200元学费来日留学，而且此时其寡母和原配，正拉扯着其幼小的弟妹和儿女在沅江码头卖油炸馍馍艰难谋生，如今享受每月72元的官费留学津贴，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加上自己和妻子、幼儿三人完全靠这72元生活。周佛海只好选择非正式退党，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地用功读书。

国民党右派的拉拢也是其退党的重要原因。1924年，27岁的周佛海面临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就失业的困境。他想到北大任教或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月薪150块大洋），但都失败了。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来信聘请他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大洋，5月底，他欣然回国就任。9月，时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生）校长的邹鲁聘请他担任广东大学教授，月薪240块大洋，这样他一个月就有了440块大洋的收入。这一切都让他对戴、邹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在思想上追随其后！而戴、邹都是铁杆反共分子。周佛海回国后不久，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了退党报告，时任广州区执委兼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曾多次找他做工作，耐心帮助他，但都被其拒绝了。1924年9月，中共中央接受了周佛海的退党要求，准其脱党。

戴季陶

＾

从此，周佛海走上了反共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沩政权的“股肱之臣”。

出自：文史博览

巨奸周佛海被判死刑后又峰回路转，闹剧背后有“神秘中共人士”？不，总导演就是蒋介石

周佛海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屯、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在案，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案中绝无仅有的例外。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控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知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 “肥肉”，不肯轻易放过。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飞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就没有理会叶某的要求。

原来杨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后，除奔走人事外，还到处求神拜佛，夤缘结识同为佛门信徒的马姓妇女，此人是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马家设有“神坛”，十分灵验，善男信女，有求必应。杨淑慧也到过马家神坛求过，并与马妻成为知交。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她认识蒋介石“外宠”吴小姐，已托吴向蒋求情，为周佛海减刑，吴已答应，但吴下面的人要“打点”一下，需金条20根才能应付。杨淑慧当即答应了。马妻就叫杨淑慧写了两份呈文，由杨署名，一报国民政府文官处，一报军统局转蒋介石。周佛海在狱中听说此事，觉有疑义，但杨则深信不疑。不久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吴小姐已在蒋介石处“求"到了“情”，蒋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指令减刑。但减刑仍须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狱。马表示亦可帮忙，但需再加金条10根，前后30根，先付半数，并议定将来获得"特赦"，发还资产应悉数归吴小姐，杨淑慧也即依允，并连夜赶往上海，分头告贷，变卖女儿首饰，凑成30根金条，先交15根。于是马又代杨拟文，申请“特赦”。不久马回信说，她亲自携文到沪，面交吴小姐，吴已托蒋纬国带回南京，面交蒋介石。马说蒋纬国之妻就是吴小姐介绍的，因此关系非同一般，吴小姐在上海，就与蒋纬国夫妇住在一起，惟蒋纬国虽碍于吴小姐情面，允为代呈，也得给点好处，于是提出再给蒋纬国8根金条。杨淑慧也如数报命。但在1946年12月下旬，“减刑”或“特赦”仍渺无音讯，杨淑慧再请马妻到国民政府打听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递到“文官处”的。未几马妻回报说: “元旦已来不及了，因须先由司法院呈请，公文往来，约需半月。”遂又提出: 文官处经办人员也得给点“润笔”，以促其成，须再给金条4根。杨淑慧虽对索取无厌极感不满，但又恐功亏一篑，只好勉强支付。到1月上旬，马妻告杨：公文已于1月6日送达司法院。把戏愈演愈真，此时连周佛海都有点半信半疑了。看似“特赦”在迩，忽然一夜北风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周佛海死刑一案，维持原判，才“大梦初觉”，真相大白。杨淑慧绝望之余，面质马妻。马妻这才承认，她并不认识什么“委座外宠”吴小姐，整个闹剧都是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之妻“导演”的，于是故意大骂毛妻。毛妻也怕此事闹大，因为毛人凤与军统头子郑介民向来不和，毛妻与郑妻也是死对头，怕此事为郑所知，授人以柄。毛妻便托曾任蒋介石侍从特务小组首任组长、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会的胡靖安之妻出来圆场，要求不要声张此事，愿将金条退回。约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实际上海只退回16根，南京仅退1根)。杨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慑于军统权势，只好吃哑巴亏。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介民也微闻此事，派人来找杨淑慧。杨虽未承认，毛人凤终觉心有不安，就想在杨身上抓到一点把柄，以利威胁、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谓“中共人士”过问“周案”的事。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 “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陆定一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此前，毛人凤已知高层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发布“大赦令”。毛人凤原想做个顺水人情，骗点金条。不想大赦令发表，汉奸皆不在内，也未对周另颁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达。

先是杨淑慧以为有了 “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叶某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 “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度过那年春节。

周佛海

但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首先是陈布雷。陈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 “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

2月初，在陈布雷推动下，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对周可免其一死。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却不买帐，说法院既已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不便再事更改。 (这里未必没有刑一庭长的声音。)洪兰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又与夏勤和谢冠生共商此事，决定改用政治方式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但其部属认为:应由中央党部下一公文，司法院办起来才有依据。于是居正又与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秘书长的吴铁城商议。吴认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办理，不必牵人党部，致招物议。于是执论不下，几成僵局。陈布雷又邀陈立夫，洪兰友同访居正。居正终被说服，迳由司法院呈文，约于2月中旬，送达国府。但时近一月，尚无消息。陈布雷又访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请再以文官处名义，加一签呈，直送蒋介石。吴鼎昌照办了。蒋介石看了文官处的呈文，亲笔将呈文内谷作了修改，令文官处眷清再报。据陈方吐露:蒋改之处，比原文写得更加有力。陈布雷与陈方又按蒋的修改重新润色、补充，再次呈蒋。3月28日，蒋介石减刑令下。

抗战胜利后，专门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周佛海一案，蒋介石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夫妇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城郊红花池。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 “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见《周佛海狱中日记》)，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

(摘自《世纪》2001年第3期宁敏磊文)